第一章 樟木箱里的旧信
奶奶走的那天，澜城下了一整天的小雨。还不是梅雨，梅雨要再过半个月才来，可那雨下得黏，细细密密的，落在弄堂的青砖墙上就不肯走，把整条弄堂洇成一种旧旧的、发潮的颜色。我站在客堂间门口给来吊唁的人递白花，手心一直是湿的，分不清是雨还是汗。
灵堂就设在家里。石库门的客堂间本来就窄，摆上遗像、香炉和两排折叠椅，人一多就转不开身。来的大多是老邻居，楼上的王家姆妈，后弄堂修鞋的老顾，还有几个跟奶奶一起跳了十几年扇子舞的老太太。她们轮流握住我的手，说的话差不多都一样：你奶奶把你带大不容易，以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我点头，说谢谢，再点头。说到后来，那几个字在嘴里磨得光溜溜的，没了分量。
我父亲没有回来。他的船那几天在南溟海上，从珀港开往赤沙港，离最近的港口还有六天的航程。奶奶咽气那天夜里，我给他打卫星电话，信号断了三次，第四次才接通。电话那头全是风声和机器的轰鸣，他的声音隔着几千海里传过来，又粗又哑。
“你替我给她磕三个头。”
我说好。
他又说：“阿渡，你……”
后面的话被一阵杂音吞掉了。我对着话筒喊了几声，那头只剩下嘟嘟的忙音。我握着手机在弄堂里一直站到天色发白，始终不知道他那句话原本要说什么。
我今年二十二岁，春天才进公司，工牌上印着“助理工程师”几个字，塑封还新。公司做古建修缮，我跟着师傅们在工地上爬脚手架、量梁柱、画测绘图，手上总带着洗不干净的木屑和墨线。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。可是奶奶走了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连殡仪馆要交哪些材料都不知道，连她的寿衣放在哪个柜子里都要问楼上的王家姆妈。
公司里来了几个同事帮忙，许嘉禾替我张罗了两天，临走时在弄堂口抱了抱我，说有事就给她打电话。我说好，后来一次也没有打。
这二十二年，交水电费、给我开家长会、逢年过节给亲戚回礼的，原来一直是奶奶。
……
吊唁的第二天下午，雨小了些。客堂间里只剩几个老太太在折锡箔，窸窸窣窣的，谁也不说话。
那个人就是这时候进来的。
他四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身材敦实，一身深灰色西装熨得一丝不苟，皮鞋擦得锃亮，进门前在门槛外仔细地跺了跺脚上的水。他从我手里接过白花，我闻到一股很沉的香气，压过了满屋的香烛味。他冲我点了点头，走到遗像前鞠了三个躬，弯腰的幅度、停顿的时间都恰到好处。起身时，他左手腕上的一串佛珠从袖口滑了出来，颗颗深褐，油润发亮。
他把一个厚厚的白信封放进奠仪箱，转过身，没有马上走。
“你是沈渡吧。”
我说是。
他笑了。那是一种很周到的笑，嘴角弯得刚刚好，眼角也挤出了几道纹，可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。
“我认识你父母，”他说，“很多年前了。”
这句话他说得很慢，“父母”两个字说得格外清楚。我愣了一下。二十二年来，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说过。在我们家，只有“你爸爸”，没有“你妈妈”。“你妈妈”这几个字，就跟客堂间角落里那块一踩就响的地板差不多，谁都知道它在那儿，谁都绕着走。
我想问他认识的是哪一个，又觉得在奶奶的灵前问这种话不合适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已经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用两根手指夹着递过来。
名片是米白色的，压着暗纹，上面印着：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，董事长，严振东。
“桐溪。”我念了一遍。这个地名我从没听过。
“云泽省的一个小镇，离这儿不远。”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那串佛珠在我耳边碰出一声轻响，“你会来桐溪的。来了就找我，有什么难处，跟严叔叔讲。”
他走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看他撑开一把黑伞，踩着弄堂里的积水走出去，没几步就看不清了。
我捏着那张名片，后背一阵发凉。他怎么知道奶奶走了？他怎么那么肯定，我会去桐溪？
……
奶奶头七那天晚上，我开始收拾她的房间。
那是二楼朝南的一间，窗外就是弄堂口那棵老梧桐。房间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她最后那几天的样子：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菊花茶，茶水已经发黄；老花镜压在一本翻开的《澜城晚报》上；藤椅背上搭着她那件藏青色的开衫，袖口磨得起了毛。我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才进去。总觉得只要不碰这些东西，她就还会从楼下走上来，一边扶着楼梯扶手喘气，一边骂我又把湿毛巾扔在床上。
我从衣柜开始收拾，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，放进纸箱。叠到她那件枣红色的丝绵袄时，我想起小时候每逢过年，她都要穿上它，带我去老庙街吃一碗酒酿圆子。她总是把自己碗里的圆子拨给我，说她牙口不好，吃不动这些黏东西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那是骗我的。
床底下有一只樟木箱。
我一直知道它在那儿。小时候捉迷藏，我想钻进床底，奶奶一把就把我拎了出来，那是她唯一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火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再也钻不进那片阴影里，也就把这只箱子忘了。
我趴在地上，把它拖了出来。箱子比我想的要沉，四角包着黄铜，锁扣上挂着一把小铜锁，锁身已经长出了绿锈。我翻遍了奶奶的钥匙串，没有一把对得上。最后，我在她梳妆台抽屉最里面找到一只装雪花膏的铁皮盒子，盒子里没有雪花膏，只躺着一把用红绳拴着的小钥匙。
钥匙插进锁孔，转了半圈，咔哒一声。
樟木的气味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又辛又凉，冲得我眼眶发酸。最上面一层是奶奶年轻时的几件旧毛衣，叠得整整齐齐。我把毛衣一件件捧出来，下面压着一个油布包，用麻绳十字捆着，打了一个死结。
我解不开那个结，只好找来剪刀剪断了麻绳。
油布打开，里面是信。
一沓，又一沓，用橡皮筋分成几捆，橡皮筋早就老化发脆了，我的手指一碰就断。信封散开来铺了一地，有牛皮纸的，有白色的，也有印着红框的老式信封。我一封一封地捡起来，按邮戳上的日期排好。
一共二十一封。
每一封的收信人都是我：澜城市望潮区柳荫路二百一十六弄九号，沈渡收。每一封的寄信人都写着同一行字：云泽省鹭汀县桐溪镇河埠街，若棠裁缝，温若棠。
每一封的邮戳，都是五月十四日。
我的生日。
最早的那几封，信封已经黄透了。收信人那一栏旁边，有人用钢笔写了两个很大的字：拒收。字写得横平竖直，一笔一画都很用力，最后一笔几乎划破了纸。可是这几封信并没有被退回去，它们和后来的信一起，在这只箱子里躺了这么多年。
所有的信，一封都没有拆过。
我坐在地板上，背靠着床沿，手里捏着那一沓信，半天没动。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被雨打得沙沙响，楼下的挂钟敲了十一下，又敲了十二下。
温若棠。
我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几次。三个字，念起来很软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可念到第三遍，这三个字就不觉得生了。
我五岁那年问过奶奶一次，我妈妈在哪里。那天她正在厨房里择豇豆，手停了一下，豇豆断成两截掉进了水盆里。
“你妈不要你了。”她说。
就这一句。说完她继续低头择菜，指甲把豇豆掐得啪啪响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那两截断了的豇豆在水盆里打转，从此再也没有问过。
我一直以为，那个人不要我，所以连一封信、一个电话都不会有。
可是这里有二十一封信，从我两岁的生日，到我二十二岁的生日，一年都没有落下。
……
我只拆了最新的那一封。
邮戳是今年的五月十四日，离现在不过二十来天。信封还很白，边角挺括，上面的字是用蓝色钢笔写的，清清秀秀的小楷，每个字都端端正正地坐在格子里。
我用指甲沿着封口挑开。信纸只有一页，叠成了三折，展开的时候飘出一股香气。不是樟木味，更甜，是白兰花，在纸里压久了，要凑到鼻子底下才闻得出。
信很短。
“渡渡：
今天是你二十二岁的生日。
去年在弄堂口，我看见你腋下夹着一卷图纸，走路很快，图纸露出来一角，画的是老房子的屋架。我猜你是学了修房子的本事。要真是这样，那很好，老房子是有记性的，你待它好，它都记得。
衣裳又做了一件，是一件长衫，靛青的。还是照着去年的样子放了一寸，不知道合不合身。你长得太快了，我总是追不上。
今天我去看看你。远远地，不让你为难。
生日快乐。
妈妈”
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，又读了一遍，读到第三遍，那些字就开始在纸上晃，一个一个地游开了。我抬手去擦，才发觉自己脸上全是湿的。
“今天我去看看你。”
五月十四日那天傍晚，我在做什么？
我想起来了。
那天我在城北的工地上待到很晚，回来时天快黑了。奶奶早上出门前就嘱咐我，蛋糕订好了，下了班不准在外面吃东西。我从地铁站出来，拐进弄堂口，一眼就看见那棵老梧桐下站着一个女人。
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，很素，什么花纹都没有，只在襟上别了一朵小小的白花。她身形很瘦，头发在脑后低低地挽着，路灯照着她半边脸，看着不过三十出头。旗袍下摆底下是一截肤色丝袜，脚上一双浅口的细跟鞋。她站在树下不动，像在等人。
我走过去时说了声“借过”。她往旁边让了半步，低下头，没有出声。
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香，我经过她身边时闻到了，跟这封信里压着的是同一种。
我走出去几步，身后响起细跟落在弹格路上的声音，嗒，嗒，越走越远。我回过头，梧桐树下已经空了，只剩路灯照着一地湿漉漉的树影。
那天晚上我吹蜡烛的时候，奶奶坐在桌子对面，一直没有说话。她把蛋糕上那颗最大的草莓夹给我，后来又起身上了楼，在她那间朝南的窗口站了半晌才下来。
现在我才想起来，不只是今年。
小时候每到生日那天，奶奶都跟平常不一样。生日过后那几天，她总是一大早就下楼去开信箱，回来时脸色沉沉的，什么话都不说。她会催我早点回家，不许我在弄堂口玩。有一年，我十岁上下，跟她从菜场回来，梧桐树下也站着一个女人，穿着颜色很淡的衣裳。奶奶突然攥紧我的手，攥得我生疼，拖着我快步走进了弄堂。我回头张望，什么也没看清。
那时我以为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
我把信纸贴在胸口，就那样在地板上坐到了天亮。其余二十封信，我一封都没有再拆。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二十一封，我才拆了一封，就已经坐不住了。
……
第二天夜里，我又做了那个梦。
这个梦，我从记事起就一直在做。一片绿色的水，很深，很凉，四面八方地压过来。有人抱着我，抱得很紧，我们一起在水里晃荡，我睁不开眼，喘不过气。在一片咕噜咕噜的水声里，有人在我耳边轻轻哼着一支调子，断断续续的，听不清词。
以前每次醒来，我都会出一身冷汗，心口突突地跳，要缓上片刻才能分清哪边是梦，哪边是床。
这一次我醒过来，枕头是湿的，可心口没有跳得那么厉害。那支调子还在耳朵里绕。
……
天亮以后，我在手机上查了桐溪。
离澜城一百多公里，坐高铁到鹭汀县城，再转一趟班车，三个多小时就到。地图上，它是一片被河道切得七零八落的小镇，蓝色的细线弯弯绕绕。搜索结果里有几张游客拍的照片：石桥，乌篷船，临河的木楼，一座飞檐翘角的古戏台。还有一条本地新闻，标题是“桐溪老街改造项目启动，文旅开发公司董事长严振东表示……”。
我把手机扣在桌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又翻过来，把那条新闻从头读了一遍。
到了公司，我在共享盘里翻项目清单，翻到一半，手停住了。
“桐溪古戏台修缮工程，委托方：鹭汀县文物保护管理所，状态：待驻场。”
这个项目我早就听说过。两个月前，公司里讨论派谁去驻场，几个老师傅都推了：那地方偏，梅雨季又长，一驻就是大半年，谁家里没有老婆孩子要顾。最后这件事就一直搁着，等冯工从岚屿的工地回来再定。
冯工那天正好在办公室。他五十五岁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桌上永远摊着一堆图纸，压图纸的是一块从老宅子里拆下来的青砖。我敲门进去，说我想去桐溪驻场。
他从图纸上抬起头，摘下老花镜，用镜腿敲了敲桌沿。
“你才来三个月。”
“我能吃苦。”
“不是吃不吃苦的事。”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，“那个戏台是清中期的，八角藻井，整个县就剩这一座了。当地有家开发公司想拆了重建，说是危房，鉴定报告都拿出来了，文保所不认，两边一直在拉锯。你去了，不光是干活，还得会看人。”
我低头翻那份文件。鉴定报告的落款处盖着一枚红章，委托方一栏写着：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。
“我会小心的。”我说。
冯工没有马上答应。他沉吟了一阵，忽然问我：“桐溪那边，你有亲戚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嗓子发紧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“……可能有。”
他没再追问，重新戴上老花镜，在派遣单上签了字。
“六月中旬去。每个月我过去一趟。有什么拿不准的，先拍照，别乱动手。老东西拆下来一块，就再也装不回原样了。”
我说好。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，窗外又下起了雨。
……
出发前一晚，我把那二十一封信重新理好，用一条干净的手帕包起来，放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。拆开的那一封，我单独叠好，塞进了衬衫左边的口袋。
我又给父亲打了一次电话。他的船还在海上，卫星电话响了半天，没人接。我想过发一条短信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，最后什么也没有发。
我不知道该问他什么。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温若棠的女人，还是问他，信封上那两个用力写下的字，是谁写的。
我把严振东的名片放进钱包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。我没扔它。他说我会去桐溪，说得那么笃定，我想知道他凭的是什么。
奶奶的房间我没有再收拾。樟木箱放回了床底，箱盖合上，樟木味还是从缝里往外渗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对着空荡荡的藤椅鞠了一躬。
“奶奶，我出去一趟。”
没有人应我。窗外的梧桐树沙沙地响。
……
六月中旬，梅雨来了。
高铁开出澜城，窗外的楼房渐渐稀了，田野一片一片地铺开去，水田里倒映着灰白的天。过了苇塘，雨又大了起来，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窗上，一阵紧过一阵。
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，隔着衬衫，按住胸口那封信。
二十一年了。我一直以为，自己是被丢下的那个。可现在我知道了，这二十一年，有一个人每年都在照着我长大的样子放宽衣裳，每年都在梧桐树下站一站，再转身走掉。
我很想知道，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。
她叫我“渡渡”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跟信上的字一样，轻轻的。
车厢广播里报出了下一站的站名。我拎起背包，站了起来。
第二章 河埠街上的裁缝铺
从鹭汀县城到桐溪，班车要开五十分钟。
车是那种老式的中巴，车窗关不严，雨丝从缝里斜斜地钻进来，在玻璃内侧积成一层细密的水珠。车上没几个人，前排一个老太太抱着一笼鸡，鸡偶尔咕咕地叫一声，又安静下去。我把背包抱在怀里，隔着帆布，能摸到那包信方方正正的轮廓。
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田，秧苗刚插下去不久，嫩绿嫩绿的，一行一行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偶尔掠过一座白墙黑瓦的村子，屋后必有一条小河，河上必有一座小桥。司机把收音机开得很响，放的是一出我听不懂的地方戏，咿咿呀呀，唱一句，后头拖一个老长的腔，半天收不住。
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，可是越往前走，胸口越发紧。我总疑心这条路我走过，只是那回是往外走的。
……
桐溪镇的车站很小，一间平房，一块铁皮站牌，锈得只剩下“桐”字还认得出来。下了车，雨正下得绵密，不大，却没完没了，空气湿得能拧出水。我撑开伞，按手机上的地图往河埠街走。
老街是从一座石拱桥开始的。桥身爬满了青苔，桥栏上的石狮子被雨淋得乌黑，脑袋磨得光溜溜的，不知被多少人摸过。过了桥，一条青石板路沿着河岸弯弯曲曲地伸出去，一边是河，一边是挨挨挤挤的木楼，楼上的窗子全都支开着，晾着的衣裳收了一半，剩下一半在雨里滴水。
墙上贴满了告示。白底黑字，盖着红章，一张叠着一张，有的被雨泡得起了皱，边角卷起来，在风里扑扑地抖。我停下来读了一张：“桐溪老街改造项目征收公告”，落款是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。底下密密麻麻的条款，我读了两行就读不下去了，只记住了“限期”和“逾期”这几个字。
不少人家的门板上都用红漆喷了一个“拆”字，外面画一个圈。红漆喷得很粗，边上往下淌，淌到一半干住了。
走到一半，我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。
那是一座两层的木楼，临河，门面不大，门楣上挂着一块乌木匾，匾上刻着四个字：若棠裁缝。字是填了石绿的，年头久了，颜色褪得很淡。两扇木门半开着，门板上也有一个圈，可圈里的那个字被人用白漆涂掉了，涂了好几遍，一笔都没露出来。灰黑的门板上剩下方方正正一块白，雨天里看着扎眼。
我收了伞，在门口站住。伞尖往下滴水，滴在门槛外的青石板上。
门里很静。我闻到了布料、樟木和熨斗烫过棉线的气味，还有一股白兰花的甜香。
是白兰花。
……
铺子里比外面暗。靠河的那面墙开着一排木格窗，窗下摆着一张宽大的裁衣台，台面被磨得油亮，上面摊着半幅浅蓝色的料子，压着一把大剪刀。墙边立着三个木头人台，各穿着一件没有完工的旗袍，月白的、灰色的、墨绿的，领口别着大头针，在暗处立着。地上铺的是青石板，中间被人走得微微凹下去，泛着一层油光。
里屋传来一阵声音。
嗒。嗒。是高跟鞋踩在青石地上，一声一声，脆，细，不紧不慢，从里屋往外来。
我忽然动不了了。
那个声音我听过。在澜城的弄堂口，在我生日的傍晚，在梧桐树下，越来越远。
现在，它朝我这边过来了。
里屋的布帘被一只手掀开了。那只手很白，很瘦，指节细长，中指上套着一枚旧旧的铜顶针。然后是一个低着的头，黑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低低的髻，插着一根木簪。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，没有一点花纹，只在右襟别着一朵白兰花。旗袍下摆到小腿，往下是一双米色的小羊皮高跟鞋，圆头，鞋口浅浅的，露出半截脚背，跟细，足有九公分。她踩着它，脚背绷成一道弯，步子却一点不晃。
她手里拿着一卷软尺，正低头把它一圈一圈地绕起来，没有抬眼。
“先进来吧，外面凉。”
她说话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谁。
然后她抬起头来。
那一瞬间到底有多长，我记不得了。我只记得她手里的软尺掉了下去，在青石地上弹了一下，松开的那一头一路滚到我脚边，停住了。
她没有去捡。
她就那样站在布帘前，一只手还举在半空，保持着绕软尺的姿势。她的嘴唇动了一下，没有出声，又动了一下。
“渡渡。”
只有这两个字。
见面的样子，我在心里预备过好几种。高铁上想，班车上想，过桥的时候还在想：我是谁，我为什么来，我要问她什么。我以为自己会很冷静，会客客气气的，说不定还有一点恨。可她一叫出那两个字，我预备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。
她比我想象的要小。
不是年纪小，是整个人小。她站在那里，踩着九公分的跟，也才到我的下巴，肩膀窄窄的，腰身细细的。脸很白，素着，一点粉也没擦，只有嘴唇是天生的淡红。眉毛淡，细细两弯，眼睛却亮，眼尾微微往下垂，看人时总像带着三分歉意。下巴尖尖的，脖子上一道纹也没有。她该有四十一了，可站在那里，看上去顶多三十，不像谁的母亲。
可是她的眉眼，我是认得的。我每天早上在镜子里都能见到。
我弯腰捡起软尺，绕好，走过去递给她。
她接过软尺的时候，指尖碰到了我的手指。很凉，在发抖。
……
她给我泡了一杯茶。
杯子是白瓷的，杯沿有一道细细的金线，她端着它从里屋走出来，走得很小心，茶水还是晃了出来，洒了几滴在她的手背上。她像是没觉得烫，把杯子放在我面前的小方桌上，又往后退了半步，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身前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“你坐。”她说。
我坐下了。她没有坐，就站在裁衣台边，离我两步远。窗外的雨声沙沙地响，河上划过去一只乌篷船，橹声吱呀吱呀的
我捧着茶杯，热气扑在脸上，熏得眼睛发烫。
“我叫沈渡，”我说，说完才觉出这句话有多傻，“在澜城一家古建公司上班。这次是来修戏台的，要驻场半年。”
她点点头，又点了一下。
“戏台……”她轻声重复了一遍，“就在前面，过两座桥就是。”
“嗯，我在地图上看到过。”
又没话了。
我低头喝了一口茶，是绿茶，很嫩，入口微苦，咽下去才回甜。我把杯子放下，盯着杯沿那道金线。
“奶奶走了，”我说，“上个月底。”
她整个人晃了一下。
我抬起头。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白，比她身上那件月白的旗袍还要白。她张了张嘴，过了半天，才问出一句话。
“她走的时候……疼不疼？”
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。
我想过她会问奶奶说过她什么，问奶奶有没有提起她，问这些年奶奶待我好不好。可是她只问了这个。
“不疼，”我说，“睡着的时候走的。”
她闭了闭眼，轻轻吐出一口气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下巴微微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低声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她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用手背在脸上很快地抹了一下。动作很快，几乎看不出来。
我捏着茶杯，指腹压在那道金线上，压得生疼。
二十一年，我以为自己多少是怨她的。可这会儿我在心里找了一圈，找不着。我只看见她的肩胛骨在旗袍底下支出两个尖。
“你上个月……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涩，“在弄堂口？”
她的背僵住了。
过了半晌，她才转回身来，低着头，盯着脚尖前那一小块青石板，不点头，也不摇头。
她没有否认。
“我走过去的时候，”我说，“你让了一下。”
“嗯，是我。”她的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。
“你为什么不叫我？”
她的手指绞在一起，绞得指节都泛白了。
“我怕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怕你为难。”
信里也是这么写的。远远地，不让你为难。
我从衬衫口袋里取出那封信，叠成三折的信纸已经被我的体温捂得软了。我没有打开，只是把它放在桌上，推过去一点。
“信，我收到了。”我说，“我只拆了这一封。”
她盯着那张信纸看了很久。伸出手，又缩回去，最后只拿指尖碰了碰信纸的一角。
“一封也好。”她说。
另外那二十封在哪里，我为什么只拆一封，她都没问。
……
傍晚，门口进来一位撑着花伞的阿婆，来取一件做好的旗袍。
她从里屋取出一件叠好的旗袍，用牛皮纸包起来，系上一根麻绳。阿婆一边从布袋里摸钱，一边歪着头打量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“若棠，这后生是哪个？面生得很。”
她系麻绳的手停住了。
我也屏住了呼吸。在桐溪，在这条街上，大概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她可以说是远房亲戚，可以说是来修戏台的客人，随便哪个说法都能把这句话带过去。我甚至已经替她想好了，觉得那样也没什么。
她把麻绳打了一个结，拉紧，抬起头来。
“是我儿子。”她说。
声音还是软的，低的，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阿婆愣了一下，张着嘴，眼神变了，目光在我和她的脸上来回转了两圈。她是老街上的人，二十多年前的事，她多半记得。她什么也没说，接过纸包，撑着伞走了。花伞很快拐过了桥头。
她站在裁衣台后面，手指还捏着那截剪剩的麻绳。她没有转头，耳根却红了，一直红到脖子。
我坐在那里，胸口又闷又烫。二十二年来，头一回有人当着外人这样说我。
……
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我说我得走了，文保所给我在镇上的招待所订了房间。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送我到门口。我撑开伞，正要跨出门槛，她在身后叫住了我。
“那个招待所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上个月贴了告示，说要拆，好多房间都封了，漏雨。”
我回过头。
她站在门里，半边脸被屋里昏黄的灯光照着，另半边隐在暗处。她的手扶着门框，指尖抠着门框上一道旧裂缝。
“楼上有个阁楼，空着，”她说，声音越来越低，“收拾一下就能住。你要是……不嫌弃的话。”
说完她就低下头去，等着我回绝。
雨落在伞面上，噼噼啪啪地响。河对岸的人家陆续亮起了灯，倒在水里，被雨点打碎，又拼回去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她猛地抬起头来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
……
阁楼在二楼上面，要从一道很窄的木楼梯爬上去。她在前面带路，一只手扶着墙，一只手提着旗袍的下摆，九公分的细跟落在木楼梯上，哚，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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